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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七九年冬天，亚历山大·德·蒙克莱尔在大陆军中担当一名少尉，那时距离列克星敦的枪声已经过了四年，他在十八岁时加入军队，接着两年后在独立战争中失去了所有亲人。十二月在物资匮乏中十分冷酷，不出半月，他统领下的士兵有四分之一都患了冻疮，陆陆续续地失去了手指头和耳朵，同时也饥肠辘辘，吃掉在战场上被砍刀重伤的马儿之后就什么也不剩了。主要战场早在年初就已经转移到了南方，大部分重要的东西——那些人所赖以生存的粮食、新的火枪、保暖的衣物都被截断的补给线阻隔在弗吉尼亚州以南，但仍有少许部队仍在北方苟延残喘，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德·蒙克莱尔少尉就属于那不幸中的一小支。在几场小型但依然令人疲惫的战斗后，他们已经远离了在山谷驻扎的大队，在大雪中迷失了方向。他靠纯粹的毅力与惊人的领导力带着仅剩的三百人穿越山区、森林、泥泞的雪地，终于在三天饥寒交迫后到达了新泽西莫里斯县。他被援军从深雪里挖出来后，在第一个星期就提交了辞职信。一个月后，在来年的初春，他已经踏上了去往法国的商船。
此时关于大革命的传闻已经在欧洲闹得沸沸扬扬了。为了躲避任何关于暴力的提及，改名为Technoblade的退役军官落脚在沿卢瓦尔河谷南下的图尔城郊外。河道宽阔，水面平静，常有白鹭经过。岸边遍布葡萄园、柳树与白杨林，春天鲜花遍地，两岸点缀着小镇与石灰岩山丘。他住在当地十分常见的浅色石屋、灰色屋顶的房子里，靠抄写与翻译维生，且从来不去教堂做弥撒。小镇上的人都称他为“那个美洲人”，而他从未觉得有否认的必要。事实上，他的法语十分流利，也没有任何口音。镇上的人还常议论他的名字很奇怪，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是个传统的基督徒名字，也不够东方，称不上异国情调。对此，如同对其他一切，他都无做回答。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叫做亚历山大，更没有人会因为他的姓氏而前来捉拿他，并没收他那点可怜的财产。不久后，他听说英国新政府与美国达成了停战协议，他本该在这时乘船返回加利福尼亚，他出生的地方，但他久久观望，无法迈步，最终也还是没去港口，在静悄悄而安宁的乡下继续待了下去。
若他真有外人所说的那样聪明，他本应继续维持这般波澜不惊的生活。作为外乡人，他在镇上并不讨人喜欢。邻居们对他保密的过去感到不满。刚来到河谷时，他们反复问他从哪来，父亲是谁，为什么离开军队——“一名少尉！”一个男孩喊道——又为什么来到法国。他的回答寥寥几语。Technoblade精通拉丁文与希腊文，不逊于那些从神学院苦读而出的学徒，镇上的牧师夸赞他对《福音书》的译笔，他答道：“因为雇主出价不菲。”后来，镇上渐渐流传起他是异教徒的传言，在邻居们连续一周细致的窥伺与暗中察看之后，他们发现他不过是个性情古怪的人，白天闭门不出，晚上窗户烛火通明。农夫们看到他在清晨时沿着弥漫薄雾的河岸散步，观察水鸟，甚至偶尔练剑，倒与背叛上帝毫无干系。于是谣言便自行消散，人们转而奔走相告：那个美洲人是个无神论者。在十八世纪的末叶，这种态度在受过教育的人之间变得日渐流行，不过大多数人并不会把这事当真。他们最后一致同意他只是个比较激进的伏尔泰主义者。
Technoblade在一七八五年的冬天离开了图尔城，雾气笼罩河面，他乘着马车，除了几箱书本和一个沉静的灵魂，什么也没携带。此前一个月，他曾写信给一位在国王学院求学时结识的英国绅士，委婉地提到自己自从双亲去世后生活就十分拮据，那位朋友便立马热情回信，表明自己十分愿意帮助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度过难关，就在巴黎近郊南部的索镇欢迎您的尊驾。Technoblade想到项链丑闻，想到国王为援助美国独立而付出的巨额开支，财政赤字已达到惊人的一亿里弗尔，以及连年歉收的农作；大家都听说法国要在“钱的海啸里沉下去了”，他认为恐怕法国不止于此。然而巴黎依旧像他十七岁时的独立战争那样召唤着他，他与不再相信丰功伟绩之间还隔着漫长岁月的沉淀，他知道巴黎将成坟场，但那也是最热烈的坟场。如维也纳，巴黎只歌颂死人，但在死亡到来前，它的暴力与自由主义依旧令他心潮汹涌。
在距离卢瓦尔河谷有四天马车路程的巴黎城外，近郊南部常常是教师和小资产阶级的移居地，据说卢梭流亡时就曾在更南边的枫丹白露森林居住；田野环绕小村庄，这里多为低矮的丘陵与灰褐色的林地，橡树与白杨沿着田埂成行，灰冷的风自塞纳河支流而来。东部和北部则是贫民和磨坊工，他们耕种小麦、苹果、梨和蔬菜，蒙特勒伊生产廉价葡萄酒，圣但尼有许多皮革、纺织与炼铁的工厂，城市靠它们进食，它是巴黎的胃袋。往西南方向是凡尔赛，圣克卢、塞夫尔、布洛涅森林，宫廷贵族和富商在这里修建别墅，一片远离上层阶级生活的胜地，杨树成行的林荫道，阳光强烈，葡萄与麦田成熟，金黄而潮湿，城里人骑马郊游。近郊一半是庄园和葡萄酒，一半是饥饿。
登上近郊南部索镇的山丘，便可以俯瞰巴黎，望见沿着奥尔良路一路蔓延的长满白花的果林，远处耸立着圣母院醒目的双塔，在晴天会反射淡金色的光。索镇大多都居住着贵族和知识分子，讲拉丁文、阅读古典语文的人并不少，科尔贝尔家族、卢森堡公爵、拉瓦耶特侯爵等人在此都有别墅，到了一七八零年代，新兴的律师、医生、翻译家、和学者也开始在此定居。镇上有剧场、音乐沙龙、小型图书馆，人们探讨理性和自然，教会势力在这里比不过那些受过教育的、温和的中产阶级。这里河水平静，外围的村落里没有饥饿，也没有愤怒，贫民受雇于庄园都可实温饱，所以性情温和、天性朴实，几乎无法想象这里离躁动不安的巴黎仅不到十公里。
菲利普·沃特森先生的住所就坐落在索镇边缘的上坡地带，与窄而平静的比耶夫尔河擦身而过。房子用巴黎盆地盛产的浅色石灰岩砌成，墙面在数十年的日晒与风霜中变得粗糙。在法国乡村十分常见的蓝灰色木制百叶窗在夏日能够挡住光线，冬天则关得严密，阻住来自比耶夫尔河谷的寒风。藤曼攀在南侧墙上，每到春夏就长得浓密，把一部分石墙遮得若隐若现。房子的结构并不复杂，下层是一间起居室、一间能够容纳数人的餐室，以及带大壁炉的厨房。楼上有三间房，其中一间临河，光线最好。再往上是一个旧阁楼，梁木低矮，多用来放置书箱或棉被。屋后有一小块园地，用矮篱笆围起，种着精心打理的果树和些许花草。靠近河边的草地则更原始些，柳树和白杨自由生长，田野在两旁伸展，比耶夫尔河流过巴黎最温柔、最宁静的土地。
据附近的老人说，这所房子大概修于上个世纪的末叶，最初属于某个从巴黎退下来的律师，后来卖给了外地商人，又几经转手。也有人记得很久以前这里曾与索公园的事务有关，但究竟是园丁住过还是管家住过，谁也说不清。菲利普·沃特森先生是在几年前买下它的。多年前他的妻子不幸病逝，他从英国来到巴黎，在圣安东尼郊区虚度了几年，无所事事。后来，他说自己厌倦了巴黎的喧闹，又不愿离城市太远，于是顺着河谷一路向外寻，途经此处时，看见日落时从河面飘来的金色雾气从草地上升起，绕过柳树，落在房门前。他觉得这里静谧、明亮，又不至于与世隔绝，于是就此定居。他没有对房子做太多改动，只把窗框修理好，添了一些书架，让它能适合读书、写作，以及偶尔接待从城里来的朋友。
在初到索镇的那些日子里，Technoblade不免带着旅途惯常的疲倦与戒备，沃特森先生却似乎并不在意这些。这位执意让人称呼他“Philza”的金发男人从城里匆匆赶来，在乡宅前的坡地上与他相见，言辞温和而热情，像是父亲一样执起他的手为他描绘在比耶夫尔河边的生活。两人最初因通信而熟识，如今面对面相处，反倒比信札往来更为轻松。自他们六年前在国王学院初次相识以来，Philza丝毫没有老去；那时Technoblade仍是个年轻的学生，为着奖学金的事情而苦恼，青涩的面孔被战争的渴望占满，在新大陆的理想和挣扎中坚定地信仰学识和自由，于是他在讲伏尔泰的集会中遇见了来自英国的Philza并一见如故。在各式各样因时代而造就的苦难后，两人在即将爆发的巴黎边缘再次握手，和熙的风吹过他们紧抓的手指，让两人都因某种突发的思乡情感而红了眼眶。Philza随后则以他那略带北英格兰乡下口音的英语与Techno谈了几句，便领他沿着河对岸走去，替他谈妥了对岸那间久无人住的小屋的租金。
上坡河对面的小屋原本空置，房东许久没有打理这块土地，屋后的小园地已有些荒芜，Philza拿来些木料与工具，将松动的窗框修好，顺带剪去门廊前过长的枝条，使房子重新显露出一种朴素的整洁。两天后，这位朋友又运来一车用上好胡桃木打造的家具，他们把从磨坊、旧货市场，以及他自己家里捎来的各类物件一件件搬入，把Technoblade的新住所填得颇有些生活气息。实际上，Technoblade几乎只在夜里回到这间屋子睡觉。白日里，他总是在索镇外缘散步，或坐在Philza的书房里同他读书、喝茶，亦或是在后者那朴实而茂盛的花园里一同打理花草。
两人常常漫长地步行，沿着杨柳成片的缓坡，越过零散的庄园和修剪整齐的园林，那些潮湿的田地，弥漫着青草味的空气，一路追随他们，直到路变泥泞，两人行至烟囱升起白烟的城郊，穷人蜷在墙边，驴车从旁碾过。浓雾遮住了不远处巴黎矮而长的外墙。这时光芒会退缩，Technoblade最后深深望向巴黎那由塔尖组成的灰色天际线，便与Philza挽手一齐返回那初春笼罩的索镇。
晚春到来，Philza的年轻养子威廉·苏埃从巴黎大学回到索镇。他本名纪尧姆，出生于一七六六年的巴黎圣马丁贫民区，父母早早得了肺病死掉，十二岁前一直在教会慈善院接受最普通的照料。八十年代初期，Philza在那里做慈善事务时，见这孩子柔软的卷发和褐色眼睛形似亡妻的模样，就心生了怜悯，将男孩带了回来，当作自己亲生的子女一样教养。由于Philza出身英国，家中长期以“威廉”这个盎格鲁名字称呼，这孩子识字也十分聪明，被养父以珍惜才华的目的送到了欧洲最好的文法学校，从此男孩便长居伦敦，学习拉丁文、修辞与数学。但威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国人，他曾想去神学院，最后选择重返法国的土地，在混乱却知识最为丰沛的巴黎中成为了青年。他在巴黎大学读完了《社会契约论》《论精神》，还喜欢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改编歌剧在一七八四年首演时还专门远赴维也纳去给那个新秀作曲家捧了场。他长期和共和派分子作伴，在巷弄咖啡馆里，墙上挂着法国地图，称呼它为共和国；复印那些辱骂国王和贵族的非法小册子，与他那些吸食鸦片的朋友们传阅并取笑。这一切使他确信世间的一切痛苦皆源自无能与腐败。William自认为得到了某种不可置疑的启示，他把过去在慈善院被施舍、被怜悯的屈辱都解释为旧制度最直接的证据。他常写作和讲话，坚信只要有人拥有足够清晰的思想，历史便会被迫屈膝。如今回到乡下，他不像其他大学生那样闲散，带着一种焦躁，把春日的宁静视作一种危险的麻痹。
William也是在这个春天第一次遇见了Technoblade。那时他二十岁出头，与养父不甚亲密，视人的感情及一切为他进步的阶梯；他的灵魂敏感、多疑、自恋，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竟在Technoblade身上找到了知音的痕迹，并把这个冷静而沉默的退役军官当作知己，真是不可理喻。事实上，这两人都过于年轻，这一双意气风发的青年无一超过三十岁，他们人生的阅历甚至还没有一层灰尘厚，对于世界、政治和社会信仰，他们自以为无懈可击、无可动摇，于是很快在辩论与骑马郊游中成为了手足般的密友。Will在不久后得知了Technoblade全部的秘密，曾叫做亚历山大·德·蒙克莱尔的青年出生于北美殖民地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当时那里仍属于西班牙，家系原为勃艮第的旧贵族，上个世纪分支迁往美洲，在贸易与淘金的浪潮中亦有定居。到Technoblade这一代，贵族特权与财富早已荡然无存，父亲经营的小庄园在战争前破产，母亲早逝，他靠着奖学金在国王学院主修英语与自然哲学，战争爆发后，他便退学参军了；Technoblade精通五种语言：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Will恨极了这其中绝大多数语言，并只用法语和Technoblade讲话。
他们如此这样继续生活了三年。Technoblade在很久以后肯定会说这是他糟糕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时间，他再也没有像那样轻松过，享受兄弟间的友谊、以及稳定的生活带来的幸福感，这是那个时代常常稀缺的。许多当今的诗人在他们抨击社会的诗词里描绘家和健康，感慨古时的日子多么驯服而温柔，在许多年后，Technoblade也会变成这样近乎俗套的人，只不过他的伤感都献给了那些已经逝去的日子，被浇灭的激情，迷失在无暇可指的雷霆中，在一把从大火燃烧的卧室里抢救出来的西特尔琴上弹奏着旧的美洲民谣，如此他的一切都被捧起又轻轻放下了。人一旦成熟便会鄙视曾经的幼稚，正当壮年时也不会意识到那时的单纯，天真和知识结合起来本是一种令人赞扬的组合，却在一个暴乱的时代中成为危险的母亲。William和Technoblade都是有修养的人，甚至达到渊博的程度，他们崇拜自由，或者以William为一个奇特的例子，还崇拜罗马的凯撒大帝，他们有无处安放的怨恨和抱负。九三深谷的气流已在空中，被深深吸入肺脏，并与巴黎一并震颤。
一七八九年一月，又是荒年，面包价格持续上涨；三月，全国都在写抱怨簿，连卢瓦尔河谷以南的乡下都出现了自发组织的辩论会和政治社团；四月，巴黎有纺织厂暴动，数十人死伤，William开始在索公园的学者集会上大谈公民与国民；五月五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第三等级在走廊中被迫等候、感到屈辱，律师、商人、记者成为公众的新英雄。
六月十七日，第三等级宣布自己为国民议会，六月二十日，被国王驱逐的第三等级议员们愤怒地聚集在皇家网球厅，让·西尔万·巴伊主持了这场注定会留在史册上的会议。
七月，William高呼着共和国，提议道他们三人都该从索镇重新进到巴黎。他整日缠着Philza，无论父亲是在读书、喝茶、耕种、侍弄花草，他都要跟着，兴致很高，他用法国人特有的所谓活力，以及他不愿承认的英国人特有的所谓幽默，一刻不停地在养父的耳旁重复着关于革命的说教。他说”Phil，也许我的养父是你，但是我的母亲是共和国！“；他还喋喋不休那些近来巴黎街头最时髦的学说，从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讲到杜尔哥的自由贸易，又跳去引用西哀士的《第三等级是什么？》中那些人人倒背如流的句子，第三等级将会是自由的欣欣向荣的一切，没有特权阶级，一切将更为顺利......诸如此类。他像从某本讲义里一次倒出所有脚注一样，讲到自己都忘记喘气、呼吸、进食，只觉得若不立刻向全世界宣布这些真理，他就会被真理本身逼得发狂。
Philza把他的激烈视作某种再也无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青春病，并迟迟拦着William动身。Technoblade的本意是想陪伴老友在乡下度过安宁的余生，他为自己年纪轻轻便成了退休人士而沾沾自喜，但他从不是一个倾于波澜不惊的人物。Will说他和Techno都是要成为史书中大名鼎鼎的大人物的，Technoblade对此并不在意，却依然为着自由、革命等字眼而暗自欣喜；他私下期望着自己在美洲没有完成的事情能在巴黎成为壮举，他能为参与战争而辍了学，也能为一场血腥的大革命而抛弃原定的人生。他没有William那么充满着诳慨的感情和愤怒，他诙谐而难以相处，多话到近于悬河，横蛮到近于不择手段。他喜欢表现得沉默寡言，像是古希腊的雕塑。但他骨子里是一个普罗忒西拉奥斯，那些黑纹的陶罐上描绘了他火焰般的内在。
总有一天，William会回头并看见Technoblade眼底真正的激情，但在一七八九年的七月初，William还忙着抨击这两位的优柔寡断，并说他们是“拉长面条的、抖帽檐的、街角换脚的”，至于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也不说清楚。
田地、道路与河水都缓缓逼向同一个方向，Philza十分清楚。他以睿智的眼睛洞察那些年轻人可捉摸的热情，几乎四十年他辗转从不列颠至欧洲各国至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他看过许多战争、暴动、以及那个以R打头的词。他在某一天清晨的餐桌上告诉William：
“最好离巴黎远一点，城里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了。”
William大笑了起来，他嚷道：“懦夫！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留在这儿。
“你打算让谁来替你承担后果？”
William答：“历史本身。”
一周后，William和Techno离开了索镇山坡上那座老房子，一同进了城，在圣马丁附近租下狭窄的房间。巴黎城已处于一种有心人都知道的震动中。盛夏的空气潮湿浑浊，面包店门口排着长队，大大小小的印刷所昼夜不停，咖啡馆里挤着学生、商贩、下层教士，他们争论三级会议、农价、国民自卫队，还有可能爆发的饥荒。集市上有卖气球的摊贩，热气球飞行的余热还未散尽，有人把它当作国家将被吹上天的一种兆头。
Technoblade在巴黎的日子常与William分道而行。他走得更多，穿过夏特莱肮脏的河岸、穿过工匠居住的马厩与铁匠铺，看贵族的马车在傍晚沿塞纳河匆匆驶过，又看穷人在桥下分食半块酸掉的黑面包。夜里他才回到房间，与William讨论白天听来的消息；有时他们在昏暗的楼梯间擦肩而过时交换晦暗的眼神，偶尔也去跟随民兵操练，用那些尚未校准的新火枪练习盲射。Technoblade很擅长任何武器，这点William早在索镇有所体会，他曾经一念兴起要与Techno比试比试，最终他在枪法上敌不过后者，击剑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在肉搏上也不出所料地惨败。
“我是个士兵，Will，”Techno平淡地说，但带着一丝得意的微笑，“我曾经为美利坚的独立而奋战沙场。”
William对此假装显得不屑一顾，但他还是带着一种几乎膜拜的神情向他在城里新交的朋友描述Techno：
“他几乎是我的亲生兄弟，绝对是整个巴黎最会使枪的人。”
七月十四日清晨，他们被街道上突然涌动的人群声惊醒。圣马丁街道上挤满了往东涌去的队伍，这支从七月九日就在巴黎四处作乱的民众呐喊着奔向象征专制的壁垒，他们举着火枪、长矛、斧头和菜刀，从四面八方汇聚，在漫天烟尘无法辨认面目的大梦中前进。William被推搡着往前，他的喊叫很快被浪潮吞没；Technoblade紧随着他，在混乱中辨认那座灰色、厚壁、带着阴影的堡垒。城墙上很快响起炮声，巴士底狱被一阵浓烟遮蔽，有一群人变成了血腥历史中的尸体，阳光暴晒着石灰和皮囊。后来他们又从退居的街垒中出来，推来几台锈迹斑斑的旧式火炮，我们从此便知道了情绪高涨的暴民是无所不能的。
攻占巴士底狱的七月十四日，Technoblade与William就站在洛奈爵被斩首的头颅下，他们确信他们成为了会让世界彻底改变的力量的一部分，在一个再也无法回头的时代里。再听见他们的消息时，已经是一七九二年，九三深谷的昨日，轰动整个欧洲的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入了高潮。
Technoblade经过曾任总司令拉法耶特的推荐，被推举为国民自卫军圣安托万营的指挥官。他在八月参与了推翻王政的起义，和共和党的大伙一起拘禁了国王和王后，由此波旁王朝在一片怒潮中暂时拉下帷幕。他名义上的职责是维持治安、动员群众，但事实上，人们对他并无太多期待，只是希望他站在那里，显得足够骇人。他的名声在武器与战斗中早已胜过言辞，只需看一眼他佩戴的红白蓝三色帽徽，那张所谓“美洲人”的面孔，以及他略显异国的红色头发——对大多数人而言，那些街头的鼠辈、流氓、危险的游民，便已先行逃散，无需再多说一句话。
另一方面，William则与那个组织关系密切——所谓雅各宾派，追随着罗伯斯庇尔——那位不可腐蚀者、人民的捍卫者、法兰西的罗马人。是的，爱说话的Will、衷于雄辩诡辩的Will、积极的革命分子Will，他柔润的脸上展现着世纪的威力，面似日出的脸颊上是这个时期的青年男子特有的自大，从慈善院到巴黎大学他被承托、受教育、受关切，亲情和情谊在他柔顺的头发上留下了别无岁月的痕迹，全身上下无有一处不是被关于革命的演说所铺满的，他带着无法无天的野心加入了雅各宾俱乐部——也正是在这一年，巴黎公社成为了我们所铭记的反叛组织；当Technoblade与国民自卫军闯入国王住宅杜伊勒里宫时，William正在和行政区的各位公民代表们庆祝巴黎公社的新生，从此推翻君主制、保卫巴黎的重担就交给了这个近乎无政府主义的管理机构，热烈地走向革命的顶峰。
显而易见的是，国民自卫军和巴黎公社并没有蜜月期，前者自声名远扬的一七八九年起便是资产阶级秩序的象征，其组织松散、纪律严格，而后者则是以街区选出的激进代表组成，依靠动员、鼓动与不断更新的道德激情取得群众支持。或说，对于Technoblade与William，此时他们真正站在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都致力于要摧毁旧世界，通往地狱的路径却截然不同。William对于Technoblade的行动方式感到不安，尽管Techno紧跟着他也加入了公社。秉持这些信念的William也不止一次地指责Technoblade与无套裤汉过从甚密，认为他是暴民机器的一部分，对法律与政府妄然不顾。
“我持民主太多也太少，以至于我几乎无政府主义倾向。”Techno回答道。但对于这位半个朋友所抛出的各种充满修辞性的怒骂与批评，他看起来并未感到被冒犯。
Will变得冷酷而专断，Technoblade在他频繁写给Philza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知道老友已经很久没有收到William的消息了，后者过于沉迷于那浪潮，于他自己吹入的那团太阳。
我无法看清他要走向何方，是地狱还是天堂，但鉴于他对罗伯斯庇尔有多么崇拜，他显然正走向一个满是断头台的地方。
不过他是绝不会和William说这些话的。他保持着大致上的忽视，直到一阵春风带来了九三年。
今天的乌托邦，明天的肉和骨，九三深谷就这样以雷霆劈向法国，其执手正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暴政，没有恐怖的美德是无能，路易十六的头在阵阵浓烟中滚到未孕育他的土壤上，周围的叫喊升起恐怖的铁幕，一场愤怒的统治将要降临在巴黎纹着吉罗廷的脖颈上，连同整个君主制一起削个粉碎。恐怖不过是正义的迅速、严厉、无情的体现，无罪！或是死刑！我投票赞成死刑。
William怀着迅疾的期待与革命一同成长，事实上，他变得越来越像那位不可腐蚀者。当然，他在道德意义上，在某些哲学家所称之为本体论的意义上，是极易被腐蚀的。他的灵魂无疑是多疑的，一个随着每一个从断头台上坠落的头颅的根系一同生长的心智，而那流出的血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所有危险的思想都应当清除。他在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外围工作，负责撰写鼓动人民支持革命法庭、《嫌疑人法令》，以及我们所称的“德性的恐怖”的文章。
然而，这场大恐怖（Grande Terreur）对Technoblade毫无好意。他走上了一条可以说是许多年前就被预见的道路，成为了无神论力量的一部分，这股力量几近无政府状态，以铁腕去基督教化的方式对待整个国家。赫伯特派作为巴黎公社的基层组织，立刻因这位指挥官非资产阶级的出身而对他表示欢迎。在该派的无神论愿景中，没有上帝，只有人民，而这正是Technoblade所主张的。尤其是他曾当着罗伯斯庇尔的面如此宣称，也曾许多次对他的兄弟William说过这样的话。
当然，雅各宾派始终宣称存在着公共美德与一种更高的终极崇拜价值。他们的大多数成员出身于资产阶级以及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有许多类似威廉·苏埃的青年，推动的是一个进步的——但毫无疑问，仍是中央集权的——共和国。Wiliam警告数次，先是甜言蜜语，再是不容置疑地劝说，最后干脆丢掉了任何虚伪，在昏暗的楼梯间里他最后一次追上擦肩而过的Technoblade，抓住他的手臂质问道，你的新姿态便是这样吗，Technoblade？一场暴力的街头运动，让共和国走向无政府主义？
对此Technoblade报以沉默。说得好像我们并非已经在暴民政治的泥潭里面了，他平淡地说。
九三年末，整个巴黎都在谷底燃烧，Technoblade在信中已经不再提起Will。
事实上，他已经无法再写信了，Philza Watson在十一月被定罪为温和派而被逮捕，加入了巴黎当时在狱中一千多个反革命分子的行列。若不是William在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上为父亲开脱，请求革命法庭能宽恕他，那么或许等待冬日的是死而黑的行刑架又一轮热闹非凡，其中连着Philza的脑袋也掉进巴黎的血窟窿。接着，又或许是为了凸显他的忠诚，William又在会议上站了起来，他指向在座的Technoblade，胸前的三色徽带在他急促的动作中像是毒蛇一样摆动。Technoblade，你是共和国的叛徒，你背叛的不只是这面三色旗，不只是共同许诺的为人民谋求正义的信仰，而是你的政治意志，它变得不统一、不法治、充满了对于革命所赖以维系的秩序的背叛。你将自己交给了街头暴力，交给了一群不知何为公民责任的无套裤汉，并宣称那是你的立场。在我看来，那只是你巧言令色地逃避政治责任，你在逃避革命要带来的伟大变化，全新的制度与严酷的正义，你把复杂的问题交给暴民去解决，实际是你要扮演人民的英雄又不愿承担组织的疲劳。穿着军服却不守纪律，谈论民主却蔑视代议制，支持公社却破坏它赖以存在的法律结构，无神论的反革命者，要把共和国推向无政府主义的深渊，Technoblade，或许我该更直白一点：你想要权力，却不承认自己想要权力。
九四年雾月，审判是美德的恐怖，它像洪水般连续展开，每天都有车队把被判刑的人拉去断头台。在一切有关秩序与救赎的言辞之下，赫伯特派被定义为破坏共和国的阴谋者，而Technoblade也被列入了该清单，被归为在群众中煽动不满、挑起街头暴力、组织非法武装的危险分子；实际上，任何尝试独立于公共安全委员会以外建立号召力与社会秩序的努力，在这个阶段都已被视作威胁，且无需区分是否真的实施过暴动，是否真心拥护人民，或是否还有再教育的可能。
被捕时，Technoblade正站在盛着些许曙光的塞纳河岸旁，天光仍初生，灰蒙地照在他年轻的脸上，但在虚弱的光中也显得灰暗不清，叫人看不出他的年岁、他的想法、他的感情。他不是属于任何人的英雄，在他的面庞上写着只有一个雅各宾派才能看到的单词：叛徒，黑墨水从他眼中淌出，流出热月前最后一次死而黑的行刑架。Technoblade手无寸铁，一动不动，凛然不可犯，好像单凭他那镇静的目光就迫使这凶狠的人群怀着敬意来枪杀他。他仅仅提出了一项要求，即在押解过程中不要取下他的军帽，他的请求被短暂讨论后允许。事后一个证人在革命法庭上谈到他：“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听见大家叫他普罗忒西拉奥斯。”
巴黎公社的同志没有能为他说话的，赫伯特本人在牢中也只是苦笑。William出席了Technoblade的庭审，并在庭审前夜参加了关于赫伯特派清洗行动的安全简报会，在会议上他表达了支持彻底行动的立场，认为当前局势不宜对任何散播无政府主义主张的派系抱有幻想，指出赫伯特派试图动员贫民游行施压的行为已构成对中央公权的公然挑衅，而Technoblade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虽不如赫伯特与安塞尔姆那般突出，却因其军事背景而更具煽动性与象征性，其责任不可推卸。这一切都被记录于一纸未经修改的起诉书之下，该文件已于次日归档入共和国法庭第十二册。
像帕拉斯到雅典娜，杀死一个挚友总是符合悲剧性的庄严的，乌托邦急躁冒进成为暴乱，泰然地接受代价而不是胜利。它毫无怨恨地为那些编造它的人们服务，甚至为他们辩解，它的高尚就在于能忍受遗弃，在障碍面前它不屈不挠，是温存体贴的忘恩负义者。行刑当日，William站在与断头台平行的街区转角，目睹整个过程，并在之后口述了一份冷静且详尽的旁观记录，用于支持《人民之友》将于三日后刊登的社论，他在口述中表示Technoblade未曾高呼任何口号，也未试图赢得民众怜悯，其面容保持平整，眼神未曾四顾，步伐稳定，拒绝忏悔，未接受教士的临终劝诫，最终在不发一语的状态下接受行刑。
你所谓的人民只要是与你意见不同的，你就把他们叫做敌人。Technoblade在庭审结束后，对William安静地说道。William摆出了Technoblade一贯习惯使用的那种沉默神情，而一如既往，这美洲人毫无被冒犯之意，把他的嘲讽当了空气。Techno撇头看向他，一缕细而长的赤色卷鬈落在眼旁，眼里有鬼魂在顽抗。任何集权无论初衷多么纯粹，都终将在民众与国家之上筑起一堵无法逾越的墙，而罗伯斯庇尔在恐怖统治中构筑的正是这样一堵墙。
“我与革命将不死。”Technoblade说。随后，他回身被押向断头台。
那一刻，William在清晨巴黎的雾气中失去了他。死亡的臭气扑面而来，Will感到一阵呕吐的冲动，却只是闭上了眼睛，就像他第一次吸入鸦片时那样，过去的幻觉在他脑海里飞舞。当他重新睁开眼时，远处断头台上的Technoblade已是一具无首之身。
为什么叫这时期恐怖统治，是因为思想不再翱翔于霄汉，我们所称的自由是既被解放也被奴役的。革命推翻了特权，也确立了另一种集体的意志，它宣称普遍正义，却以排他手段得以维持。对自由的信仰未曾消失，而是被集中托付给一个机构，一种程序，一种不可置疑的判断。正是这种判断，在万人面前裁决一人，在理性之名下掩盖激情，在统一的意志中消解多样的生存。恐怖之伟大，在于它以最大决绝维护了一种理念，以最小余地剥夺了对理念的修正。战争的金黄色烟云在屋顶上冒起来，到处都是可怕的凝视，圣母院的警钟成呜咽，温和的季节，阳光和浮云点缀着的灿烂的青天，绚丽的时光以及令人恐怖的死气沉沉的房屋。
我们无法突如其来地要求法兰西的人民在成为独立人之后又每人都成哲人王，更无法要求那些雄心勃勃的正义领导们像是所罗门般公正无私，即便是在古老的典籍中也不曾记录过如此加速前进的年代，于是岁月赶不上喝酒的男人们书写的思想著作，人民更绝不会听某一派的支配，这时候暴动者将无人理睬。巴黎是法官，她宽恕、惩罚，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党们在借着砍刀上纹着革命一词的吉罗廷女士之手将三十万人审判后，仿佛这座城已经死去，但其实里面是活的；人们担心害怕，这害怕是件可怕的事，惧怕会变为激情，惊骇能变成疯狂，如同谨慎变成狂怒一样。极端恐惧的火焰可以产生一缕阴郁的烟，那就是怒火。这些革命分子要干什么呢？他们永不知足。
一切都使这至高无上的最后一刹那有着悲剧性的庄严。我们说法国大革命成为了欧洲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时刻，从一七八九年直到拿破仑称帝，称其为进步，是人类永久的生命，而有时个人却要杀了进步的大引领者，这是否忘恩负义？罗伯斯庇尔是铁石心肠，而断头台的木架子也是肉做的。
这究竟怪谁？
无人可怪！怪所有的人。
怪生活在一个不完善的时代。怪路易十六，怪卡隆·德·布里昂，怪君主制，怪自由主义，怪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怪罗伯斯庇尔，怪革命法庭和公共安全委员会，怪那个把美德与惩罚放在同一句中的年代。怪一七九四年。
九四年热月，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中被指控滥用职权、架空法制、试图将恐怖统治无限期延长。他起初否认所有指控，但当他试图发言时遭到全场一致的反对。会议在激情的争斗中结束，而他与圣茹斯特、库东等人则在夜里被捕。威廉·苏埃作为其外围助理和政治辩护者，也一并被关押。至此，雅各宾派的衰落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悬崖上的杜伊勒里宫，与当出被押解的国王与王后一样向着命中注定的断头台前进。
行刑当日是七月十日，天气闷热，蒸烤着污血与尸体的臭气。早晨六点，押送车队依序出发，罗伯斯庇尔下颌缠着渗血的绷带，想必已经被史书记录了下来。William与其他十二名犯人同车，他不与人交谈，低头看着双膝，直到车辆缓缓驶入广场边缘，沿着街道驶向被称为革命之名的断头台；他抬起头看向泛白的天空，巴黎覆着若隐若现的水汽，他意识到那或许是他的眼泪蒙住了巴黎。
根据《人民之友》事后刊载的记录，该日到场观刑者超过万人，围观者多为工人、商贩、市民、革命支持者与匿名告密人，亦不乏不少曾参与推翻王政与反对吉伦特派的民兵。
William被拉上断头台。他的神情在这时变得庄重了，这一季所有未竟的理想终于在他年轻而愚蠢的脸庞上终于沉淀为对于死亡的某种认知。威廉·苏埃是个独立的人，他那时想到，于是模仿着一位老朋友在那里肃穆地站着，使自己看起来像英雄就义。William那双曾使许多姑娘神魂颠倒的眼睛扫过革命广场，他要使台下的各色人士最后一次为他着迷，他想，一场未完成的乐章值得鼓掌。接着他看见一个人从风暴中走了出来，帽子上佩戴着三色徽，一身白衬衫地站在那里，望着他。
风最后一次吹过他的脸颊，也吹动了Technoblade那仍落在眼旁的红发，那里仍装着鬼魂的顽抗、地狱般的搏斗；或许William通过那一刻遥远的对视而懂得了一切，或许他们两人在死亡与生命的界限重新交换了情谊、理念、各自的故事，他知道他对于爱的冷漠成为了另一对挚友的情义，他知道利用死亡的乌托邦是肉和骨，他知道多月来的不安、猜忌、夜半梦醒时的念头全部成真，他知道Technoblade与革命将不死——
但他依然什么都不懂得。
历史替他承担后果了吗？
而这一答案在共和国的终焉之刻里，也早已无关紧要了。
热月政变结束后，Philza Watson与众多因温和派立场被捕者一同获得集体赦免，被革命法庭判定无须继续羁押，随即获释。他从塞纳河边乘上马车，沿着通往南方的路口一路驶往卢瓦尔河谷。他与Technoblade最终定居在一处靠近河湾的老农庄。
他们依然常常漫长地步行，沿着杨柳成片的缓坡，那些潮湿的田地，弥漫着青草味的空气。河道宽阔，水面平静，常有白鹭经过。岸边遍布葡萄园、柳树与白杨林，春天鲜花遍地，两岸点缀着小镇与石灰岩山丘。白天，Techno总是在写作，或坐在Philza的书房里同他读书、喝茶，亦或是在后者茂盛的花园里一同打理花草，每日修剪果树，翻耕土地，在木架上搭建蔬菜棚。他养了一只叫做Soleil的小狗，狗并不聪明，冬天常钻进稻草堆里不出来。Techno在阁楼的一角摆下桌子，继续抄写、翻译，有时他写下过去的事情，但那些内容得等他死后才能被阅读，他对Phil这么说道，我会把这项权利放进遗嘱里的。
偶尔，他在一把从大火燃烧的卧室里抢救出来的西特尔琴上弹奏着旧的美洲民谣，那些寒冷的夜里他抬起头寻找思想翱翔于霄汉，但在所有迷失的雷霆里，巴黎是最遥远的一道。
他们在那片土地上度过了很久，直到附近的村民开始将这两位外乡人当作本地人来看待。后来，有作家在他赞扬乡下、抨击上流社会的书上写道，曾在河谷的小市集上见过一位红发青年，他面容模糊，十分高大，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END.